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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全红婵

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比赛中,14岁的全红婵横空出世,用3个满分动作和消失的水花点燃了整个社交网络。

在沸腾的赞美声中,曾经的「跳水女皇」高敏第一个发出了预警——她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,这个女孩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关口,她将面对的,很有可能是「走钢丝一样」的生活。

循着高敏的预警,我们去了全红婵的家乡,见到了她的家人,拜访了她的历任教练,还采访了跟踪报道跳水多年的记者,我们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——

一个被称为「天才」的跳水运动员在14岁时便登上了职业的最高峰,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?她将在未来遇到什么问题?巨大的赞美声中,我们该如何看待她的成就,以及,面对未来诸多的变数,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她?

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比赛开始之前,有太多人找到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,问了她这个问题。

大家的理由很简单,全红婵太「新」了——一年前,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时,整个跳水界根本没人知道全红婵是谁。2020年10月开始的国内奥运选拔赛,全红婵第一次亮相国内大型比赛,3站选拔赛后,积分名列第一。在拿到女子10米跳台的奥运参赛资格时,全红婵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比赛,即便是全国的比赛,也没参加过几场。

大赛经验不足,这很容易出问题——对于这一点,最直接的佐证是,去东京之前,国家队组织了四次队内测验,为了让运动员提前感受大赛氛围,测验的开赛时间与东京的比赛时间保持一致,裁判员统一着装,一切规则、流程都以奥运会为标准。但在这几次比赛中,全红婵的表现都不好,其中一次,总分比自己的最好成绩,少了将近60分。

那段时间,全红婵的心理状态也很差,常常焦虑到头痛,晚上躺在床上也很难入睡,好不容易快睡着了,又会忽然醒来,第二天训练时克制不住地犯困,肘关节也受了伤,状态几乎跌到了谷底。

央视体育记者张朝阳见到过那个时期的全红婵。当时是6月中旬,张朝阳到国家跳水队拍摄出征奥运的纪录片。面对张朝阳的镜头,刚刚参加完队内测验的全红婵显得很沮丧,一直在叹气,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——

也正是在那次拍摄中,全红婵提到了自己从没去过游乐园,也没去过动物园,奥运会结束后,她最大的愿望是去游乐园抓娃娃。听到这些,张朝阳的心揪了一下,「觉得她特别无助。」

眼看着奥运会越来越近,全红婵的状态依旧不稳定。一次,在跟周继红聊天时,张朝阳也问了同一个问题:要不要换掉全红婵?「她现在一定是一个有很大隐患的年轻选手。」至于具体的隐患是什么?很简单,一个是第一次出国比赛,还是奥运会,全红婵能不能适应?另一个则是,裁判们完全不认识全红婵,她不可能得到任何印象分,如果发挥稍有欠缺,会在打分上非常不利。

何威仪是全红婵的主管教练,他也承认,比起陈芋汐和张家齐,全红婵的确要稚嫩一些。奥运选拔赛中,全红婵的积分排名第一,陈芋汐第二,张家齐第三,她们三个都有奥运夺金的能力,但如果论稳定程度,「张家齐的确比全红婵更稳一些。」何威仪说。

「奥运会之前,我觉得相信全红婵能拿冠军的估计只有周领队一个人。」张朝阳说,但在他看来,这种相信更像一场赌注。

作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,全红婵在无数怀疑声中去了东京。在东京的前几天训练,她的状态依旧不好,面对难度动作207C,她一直找不到感觉。

207C是所有女子跳台运动员共同的难题,它要求运动员在起跳后,抱膝向后翻转三周半,再展开,入水,一系列动作的完成时间不足两秒,要求运动员有极强的力量和控制身体的能力。在具体的比赛中,207C的成败,往往决定着一整套动作的成败。

去比赛场地适应训练的前一天,在做207C时,站在10米跳台上,全红婵甚至哭了。后来的采访中,记者问她怎么哭了,是害怕还是头疼,在镜头面前,全红婵用胳膊挡着脸说,「头疼。」教练在旁边替她回答,「她是既害怕又头疼。」她才承认,「怕一点点吧。」

根据规则,奥运会正式比赛开始前,各国代表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换参赛名单,这时,又有人找到周继红,问她,要不要换全红婵?周继红从头至尾没有丝毫动摇,坚持派全红婵上场。

2021年8月4日,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预赛开始。又是207C,全红婵出现了重大失误,得分47.85,只有她最好成绩的一半。半决赛时,还是207C,全红婵依旧完成得不理想。

但在广州通过直播看比赛的何威仪却感觉到,半决赛的全红婵慢慢进入了状态,「身体明显紧了。」作为全红婵的主管教练,几乎没有人比何威仪更了解全红婵。

之后发生的故事,所有人都已经知道——决赛中的5个动作,全红婵拿了3个满分,全部动作的满分477分,她拿了466.2分,创造了女子10米跳台的历史最高分。

关于决赛当天的全红婵,张朝阳的描述是这样的,「她人小,动作轻,脚下跟装了弹簧一样就起来了,现场冲击力特别强。」至于这个冲击力有多强,张朝阳说了两点,一个是全红婵跳完,观众席上不光是中国队的队员,包括那些国外选手也很激动,「拼命地鼓掌。」另一个是,「裁判疯狂地甩10分。」

「她(全红婵)真的就是为这个大赛而生的。」张朝阳感叹道,「周领队赌对了。」

全红婵夺冠一周后,在广东省跳水队的陆上训练馆,我见到了她的教练何威仪。与全红婵突破质疑、一鸣惊人不同,何威仪在这段时间的经历,却是颇有意味的另一番景象——

他是全红婵在广东省队的主管教练,全红婵入选国家队时,距离奥运会只有不到10个月,实在来不及配新的教练进行磨合,何威仪便被临时借调到国家队,陪着全红婵在北京训练。但东京奥运会有严格的人数限制,何威仪并不是国家队的教练,因此,在全红婵去东京之前,他回到了广州,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全红婵的所有比赛。

我们谈起全红婵在奥运会决赛中的惊人发挥,何威仪的言语中透露着一种「孩子争气」的骄傲,但也始终保持着一种专业的冷静,在他看来,全红婵的表现,既是能力的体现,也有运气的加持,「她以前有这种水平,但把它调动出来比较难,那一秒钟,她调动出来了。」

关于全红婵的能力,目前最广为人知的事例是——2014年,湛江市体校跳水教练陈华明去选苗子,在一所村小,他发现一个女孩子立定跳远特别厉害,一米二的身高能跳出一米七六的成绩,那个女孩,就是全红婵,那一年,她只有7岁。

何威仪第一次知道全红婵,是通过一段视频。那段视频中,全红婵正在陆上训练馆做弹跳训练和空中的展开,当时,何威仪觉得她底子还不错,直到第一次见到真人,他才感受到全红婵的天赋。

这种天赋主要体现在下肢的爆发力上,这是跳水运动的基础——跳水是瞬间的艺术,起跳的高度越高,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在空中完成翻转、展开等一系列动作。全红婵的起跳不仅高,而且干脆,是「噌」的一下。在跳水运动员常做的一项举腿练习中,一组十次,同龄的男生,快的能做到13秒完成一组,而全红婵做一组只要12秒多。说到这里,何威仪指着训练场中一位身高超过一米七,上身很结实的男生跟我说,「全红婵的能量像这个男孩子。」

郑观志是我国的第一批跳水运动员、电影《女跳水队员》的故事原型,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跳水教练。在郑观志看来,全红婵不仅仅是下肢力量强,上肢力量也非常了得。

对于10米跳台的运动员,上肢力量直接决定着入水效果——从10米高的台子上跳下来,重力加速度制造了巨大的冲击力,如果上肢力量不够,入水的那一刻,双手就会被水冲开,影响入水效果。郑观志说,「以前我上肢力量就很差,下了水以后,双手就给水冲开,冲开还不打紧,还要把那个手还往回打,打到自己头上,头好像裂了一样。」但全红婵不一样,她可以在入水很深之后才松手,入水姿态始终保持得很好。

除了出众的力量,何威仪还感叹于全红婵对于自己身体的那种超强感知力。每次做完动作,他一说,全红婵就知道自己哪里出了偏差,以及如何去改。「(她的)身体语言,我们遇到这么好的很难的。」

奥运会比赛后,全红婵和队友一起去录节目,其中的一个环节是跟着决赛录像点评自己的动作。对于自己在决赛中每一个动作的优缺点,全红婵都表现得清醒又自信,第二跳,她说,「这一跳我很有把握……你看我的腿并得多紧。」得了满分的第五跳,她和何威仪的感受一致,「这一跳还是有点顶。」

这是一种天生的敏锐性,全红婵因此学什么都很快,「人家一年学的东西,她半年就能够学会。」何威仪说,在省队的队内测验中,全红婵总是第一,而她的对手里,有人已经是全运会的冠军。

全红婵性格很冲,外向,胆子大,心也大。启蒙教练陈华明说,全红婵是会和男孩子打架的那种,「站在跳台上,就是敢往下跳。」何威仪回忆说,全红婵有点自来熟,小队员们刚进省队,多少都会感到陌生,有点局促,但全红婵不是,她刚来没几天,就能张罗着大家一起打扑克。

后来进了国家队,全红婵依旧放得开,第一次队内测验就拿了第一,这让她更愿意表现自己了,也更自信了,没过多久,国家队的队友们都开始叫她「红姐」。

对于这一点,张朝阳的印象也很深,他去国家队给队员们拍照,加了全红婵的微信,不一会儿,全红婵就很自然地来找他要照片。还有一次,张朝阳拿了一件衣服找跳水队的所有冠军签名,遇到全红婵时,衣服上的名字已经签满,最后,在一众「世界冠军」的签名中,全红婵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中间。

在张朝阳看来,这也是一种天赋——心大,不怵,豁得出去,「预赛第二就第二吧,我下次好好跳」。采访中,张朝阳不止一次地感叹,「她真的就是为大赛而生的。」

但奥运冠军有时也是一门玄学,实力很重要,运气也很重要——在成为奥运冠军之前,全红婵连续两次踩准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间点。

第一次是2017年底,广东省跳水队在深圳组织了一场集训,各市都会挑选优秀的跳水苗子送过去,表现优秀的,就有机会入选省队。全红婵也去了,但却落选了。何威仪也参加了那次集训,他说,当时自己对全红婵毫无印象。

没能进入省队,全红婵在体校的主管教练郭艺有点不甘心,他和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练陈华明一起,给全红婵拍了一段视频,重点展现了她在弹跳时的爆发力和动作的轻盈。他们把这段视频送去省队,交给了省跳水队副主任,而这位副主任,恰好是陈华明曾经的学生。

那就是何威仪第一次看到全红婵时的那段视频,几年后回想起这段往事,何威仪说,「如果没有省队和地方队这种友好的联系,她是来不了省队的。」

如今站在结果处回望,那一次,如果全红婵没有进入省队,她将无法赶上2020年10月的奥运选拔赛,也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东京的赛场上。

运气再一次降临是2020年3月,国际奥委会宣布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,国家队原来的选拔赛成绩不得不全部作废,需要重新选拔,而一年后,全红婵将年满14岁,恰好摸到了奥运会跳水比赛的最低年龄门槛。

对于这突然增加的一年,已经获得机会的人,和想要获得机会的人,心态是完全不同的。

在国家跳水队,29岁的女子3米跳板运动员施廷懋接受央视采访时说,当时,看着训练馆里倒计时的数字从127变成了485,她站在训练馆门口,感觉「绷不住了」,一步也不想迈进去。

而在广东省跳水队,何威仪却看到了机会,他开始敦促全红婵加速练习,「别人练5个她练10个,别人练100个,她练200个。」在新一轮奥运选拔赛开始前的半个月,全红婵才刚刚把所有动作学齐。

「她的运气太好了。」何威仪感慨道。在中国,能进入国家队的跳水运动员,天赋和能力都不差,只是,奥运会4年一届,漫长的等待过程中,什么都可能发生——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跳水运动员里,谢思埸也曾是何威仪的学生,他因为伤病错过了里约奥运会,从进入国家队到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,谢思埸用了9年。而这次在女子3米跳板双人项目中拿到金牌的王涵,17岁进入国家队,30岁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,这中间,因为种种原因,她等了整整13年。

还有更多的运动员,直至退役,也没有等到这个机会——而从进入省队接受专业训练到成为奥运冠军,全红婵只用了3年。

郭艺,全红婵在湛江体校的主管教练,谈起自己当年想尽办法也要把全红婵送去省队时,他反复强调,「一年可能发生的变数太多了。」

在郭艺看来,2017年,全红婵10岁,已经在体校接受了近3年的基础训练,正是去省队进行专业训练的最好时机,「不能再放她一年,她当时是最好的一个状态。」

郭艺的不放弃,让全红婵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接受到了最合适的训练。但如果在状态最好的时候被放一年,会发生什么?

奥运会延期的消息刚公布不久,央视就去跳水队拍了一个短片,记录这一变动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。

当时,在接受采访时,领队周继红特别提到了女子10米跳台——这个项目对运动员的身高体重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,在跳水的所有项目中,这是人员迭代最频繁,也是最残酷的一项。

当时,奥运选拔赛已经进行了3场,每场比赛的第一名都是陈芋汐,第二名是当时只有14岁的卢为。如果奥运没有延期,女子10米跳台单人比赛的参赛资格,大概率会属于她们。

但新的选拔赛开始后,全红婵出现了,并很快进入了国家队,不久后,卢为就离开国家队,回省队训练备战全运会了。

而陈芋汐在奥运延期这一年的经历,也可以被用来解释——等待一年,对于一位女子跳台运动员意味着什么。

最初,陈芋汐的经历和全红婵非常相似——2018年,陈芋汐13岁,刚刚学会一整套动作,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惊艳全场,一下拿了两个冠军,随后进入国家队。2019年的世锦赛,也是陈芋汐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,她顺利夺冠,成绩比第二名高出了61分——从进入国家队到成为世界冠军,陈芋汐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。

两年后,再次回忆起陈芋汐当时在世锦赛上的表现,张朝阳说,「她的水花效果跟现在的全红婵很像。很惊艳。」在他看来,那个时期是陈芋汐的状态巅峰,「是她最好的时候。」而那时的陈芋汐和现在的全红婵一样,也只有14岁——如果奥运会不延期,陈芋汐很可能会带着这种状态去东京参加奥运会,并最有可能拿到单人比赛的金牌。

但奥运会延期这一年,陈芋汐进入了生长发育期——一年的时间里,她长高了10公分,这是一个让教练感到「恐怖」的数字。

身高的变化,意味着陈芋汐的很多动作都需要重新调整。而长身高的同时,也会长体重,「男孩子发育长肌肉,女孩子发育长脂肪,你很难控制她的体重。」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跳水教练,郑观志太熟悉女运动员发育时面临的困境了——原来可以轻松完成的动作,在身体发育后会变得非常吃力,动作质量会变得极不稳定,常常出现跳不动、翻不动的状况。

何威仪说,「历来女子跳台换人是换得最快的。」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女子10米台冠军任茜,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选拔赛和训练中,因为身体发育,已经完全不是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对手。去东京之前,张朝阳看到过任茜和全红婵一起练习,「每天练得不比全红婵少。但是她入水,动作就会很吃力。」

全红婵夺冠后,为了让大众更理性地看待她的成功,作为过来人的高敏专门写了一条微博来讲述跳水运动员的「发育之苦」——「在生长发育和技术力量交替的过程中,对小姑娘就像走钢丝一样。」

有太多运动员在这个阶段出现伤病了。陈芋汐就遭遇了腰伤,而她的双人比赛搭档张家齐则在发育期中遭遇了肩伤——张家齐比陈芋汐大一岁,更早经历了发育期,那段时间,张家齐几乎没有在大型比赛中拿到过好的名次。

今年6月,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两个月时,陈芋汐的腰伤再次复发,不得不住院治疗。两个月后,经历了这一切的陈芋汐终于站在了奥运会的跳台上,而此时的她,动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稳定、轻盈。

有人在这时翻出了奥运刚延期时央视拍的那条短片,片子里,陈芋汐也接受了采访,谈起这突然多出来的一年,当时还不到15岁的她说,这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,因为,「可能有小的会上来」。这时,画面上飘过了一行行来自一年多之后的弹幕,「是的,全红婵来了」。

作为跟踪报道跳水队多年的专项记者,张朝阳见过太多这样的残酷了——2005年在世锦赛和全运会中夺冠的袁培琳,因为和高敏长得像,当时被称为「小高敏」。但她的巅峰期出现时,距离奥运会还有3年,漫长的3年时间里,她没能扛过发育关,等到奥运会真的来了,她也彻底失去了机会。

令张朝阳印象最深的是男子跳台运动员赵巍,他10岁就进入国家队,当时被称为田亮的接班人。2005年,16岁的赵巍原本计划参加世锦赛——那是他最好的年纪,但比赛前,他的左眼眼角膜突然出现裂缝,错失了成为世界冠军的机会。之后经过长时间的休养,病情好转了,但他发育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合跳水这项运动。

2012年的一天,张朝阳和23岁的赵巍一起吃了顿饭,席间,赵巍一直在哭,他始终难以释怀,觉得命运对他特别不公平。

回忆起这些往事,张朝阳不得不再一次感叹全红婵的幸运,他说,这不是简单的运气,而是一种极致的运气,「所有的运气都踩到了峰值上面,不但是踩准了点,而是全都踩在了峰值上。」

走钢丝一样的发育期,这也是14岁的全红婵即将要面对的,甚至说,她几乎已经开始面对了——进入国家队的8个月中,她的身高长了5公分,体重也有所增加,这也是奥运会前她状态低迷的原因。

关于要如何度过自己的发育期,何威仪说,只有一个方法——熬。具体要怎么熬过去,他举了陈若琳的例子。

女子10米跳台上,极少出现能够蝉联奥运冠军的运动员,陈若琳是极少数能够打破这个魔咒的人——这个曾经也被称作「天才」的女孩,一共参加了3届奥运会,拿到了5块金牌,帮她做到这一点的,除了天生的纤瘦身形,还有高度的自律。

在当年的采访中,陈若琳说,在身体发育的那一年,为了控制体重,她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,「晚上的时候,他们去吃饭,我就回房间看电视,饿得不行了就睡觉。」忍受饥饿的同时,陈若琳还始终坚持着高强度的训练。

同样自律的还有高敏。在控制体重最严格的那段时间,每天早餐,她只敢喝半碗牛奶,中午再吃两个水果,水都不敢多喝,还要穿着橡胶做的出汗服进行力量训练。

作为教练,何威仪认为,全红婵天生的力量感完全有能力帮她度过发育期,但这一切的前提是——她需要足够的自律,用非常严苛的标准控制体重。

全红婵爱吃,无论是体校时期的教练郭艺,还是何威仪,都提到了这一点。郭艺说,他最担心全红婵的体重,因为她太爱吃零食,饭也吃得多,好在之前条件有限,每次打电话他也会提醒全红婵,不能吃太多零食,但现在不一样了,全红婵是奥运冠军了,身边的人和声音会越来越多,郭艺很担心大家会宠着她纵着她,「运动员不能放纵,一放纵就回不去了。」

这也是何威仪担心的。他说,全红婵最爱吃肉,每天吃饭都是「好好吃哦,你们为什么不吃呢」。他跟着全红婵在国家队训练时,每顿饭都是自助,别人20分钟就吃完了,全红婵要吃40分钟,「40分钟,你说吃多少?」吃完还要拿一些水果饼干回宿舍吃。还有一次,刚刚称完体重,全红婵转身就喝了碳酸饮料。

但那时,她的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,这些热量都可以通过高强度的训练消耗掉,因此,何威仪也很少干涉她,但如果在发育期,这将是非常大的麻烦。

在何威仪看来,自律也是一种能力,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做到的,真正的自律,不仅关乎运动员的好胜心、对自己的要求,也与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有关。

「你要学会体重管理,学会均衡饮食,学会保护自己,她现在遇到情况很单一,身体靠能力,和教练沟通靠默契,但以后面对发育、伤病,就要学会支配,学会保护,学会调整自己的节奏,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知力,这些都需要知识。」

在自传《追梦》中,高敏曾记录了自己是如何学习的——每次比赛后,她都会写日记,复盘自己的比赛哪里出了问题。有一段时间状态不佳,她就会反思自己当时是比赛太多了,每次都是冲刺,几场下来用完了所有的能量,这时就必须要停下来补充。职业生涯的后期,她会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,去寻找竞技状态的规律。

关于学习对于运动员的重要性,坚持派全红婵参加奥运会的周继红,几乎是最好的范例。

在中国体育界,周继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——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,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位跳水奥运冠军。成为教练后,她以铁腕治军著称,曾经因开除田亮而备受争议。这个世纪初有很长一段时间,在国际比赛中,中国跳水运动员常常会遭遇裁判的刻意压分,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周继红选择去学习,一个人跑去美国内华达大学苦修英语。去美国之前接受采访,她说,学习就是为了在国际赛场上争取更多的发言权,「放弃我的发言权就等于放弃中国跳水的线年罗马世锦赛上,中国男子3米板选手张新华遭遇了个别国家裁判的压分,不服气的周继红当即就跑去裁判席,拍桌子质问。此后,她愈发地重视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。

为了让文化底子薄弱的运动员在大学里能跟得上,周继红多次去中国人民大学沟通,最终,中国人民大学同意为跳水运动员单独设班,学制定为6到7年,运动员入校后,前两年会先完成高中基础课程知识的补习,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。

吴敏霞曾晒出过跳水国家队的课程表,每周一、三的上午和周四晚上,都会安排文化课,每周也都会有英语课。周继红甚至会自费给运动员报培训班,督促他们学习。也正是凭借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语言水平,郭晶晶、吴敏霞、陈若琳都先后通过了国际泳联的裁判培训考试。

今年6月5日,周继红成为国际泳联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主席,一个多月后,郭晶晶和陈若琳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中,担任裁判监督——中国运动员被恶意压分的过往,一去不复返。

但全红婵不爱学习,更喜欢玩——在之前的采访中,14岁的她不止一次地这样介绍自己,这被大众看做是她单纯可爱的表现,但在何威仪眼中,这也是全红婵最大的劣势,「我最担心她的文化课。」

说到这里,何威仪的语气变得严肃,「我觉得急需要在报道中让她加强文化课的学习,更升华她立体的成长。」说到这里,他顿了一下,然后补充道,「她文化跟上以后更不得了。」

何威仪也曾是一位跳水运动员,1988年退役后开始担任教练。曾经的运动员经历和33年的跳水执教经验,让他明白,以全红婵的天赋,她完全有能力像陈若琳一样,参加两到三届奥运会,但想要真的做到这一点,仅仅依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。

我们也谈到了对于「天才」的定义。何威仪说,他并不认同大众给予全红婵的「天才」称号,「网上的人把她捧得太高了」,在他看来,只有在苦练中熬过发育和伤病,熬过生理的、心理的、技术的、战术的、体能的困难,才可以被称作「天才」——这也是他对全红婵的期待。

就在我们对话期间,广东省跳水队主任走了过来,她告诉何威仪,国家队的医生刚刚发来消息——在回国隔离期间,全红婵胖了起码三斤,「脸都圆了。」

得知这个消息后,何威仪讲话的情绪明显落了下来,他停顿了几秒,然后说,「隔离一周我们头都大……今天晚上打个电话,让她注意。」

广东是跳水大省,出过很多奥运冠军,他们的照片被贴在广东省跳水队陆上训练馆的墙上。何威仪指着这些照片说,「只有奥运会冠军才承认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成就,这里只挂奥运会冠军的照片,世界冠军都没资格挂在这里。」

不久后,全红婵的照片也会挂在这里。「太快了,」何威仪感慨道,「她自己还懵懵懂懂,奥运会冠军意味着什么,她真的不理解。」

在湛江,除了全红婵当初所在的湛江体校,还有一所赤坎区跳水学校,原本,两所学校的条件都很艰苦,都没有室内跳水馆,但赤坎区跳水学校相继出了劳丽诗和何冲两位奥运冠军,政府随即拨款修了室内的跳水馆,把陆上训练馆也翻新了一下。而在湛江体校,直到今天,孩子们还在露天的跳水池里训练。

全红婵夺冠后,湛江体校也迎来了好消息,一次采访中,校长信心满满地说,「两年后你们再来,这里会大变样。」

过去,在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迈合村,全红婵一家在并不起眼,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。当年,体校教练来选材,挑中了三个孩子,其中一个孩子家境不错,自己也不想去,家长就放弃了。全红婵之所以会去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有书念还不用花钱——体校吃住全包,学习生活都不要钱。2019年和2020年,全红婵的妹妹和弟弟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送去湛江市体校学跳水,据体校的教练介绍,全家的三姐弟中,全红婵的天赋是最高的。

夺冠那天,村里所有人都聚集在祠堂看直播,村民们自发凑了三万多块钱,买了口罩和红旗,制作了横幅,还提前准备了舞狮队。当时,村民们准备了两条横幅,一条金牌的,一条银牌的。比赛一结束,他们就把获得金牌的那条挂在了祠堂门口的树上。那天,「放炮就放了两万多」,一位村民说。后来,全红婵家院子里的水泥地,也被镇政府重新翻修了一遍。

那几天的麻章镇,随处可见庆祝全红婵夺冠的横幅、海报,全红婵的家门口有,村口有,小学校园里有,体校跳水旁的墙上也有。为了感谢村民自发的庆祝,全红婵的爸爸在镇上的酒楼请村里人吃了一顿,摆了近二十桌——这笔钱是他借的。

之后的几天,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这个家庭的控制——认识的、不认识的人都跑来了,围在全红婵家门口拍照打卡,甚至直播。还有各种送东西的,送辣条的、送钱的、送房子的。为了躲避人群,在陌生人面前,全红婵的哥哥根本不敢承认自己就是她哥哥。

夺冠后的第三天,村委会就在村口搭了一个棚子,以疫情的名义拦下了想要进村打卡的人。当天下午,镇政府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,为全红婵的爸爸安排了一个群访,让他一次性地解答记者们的问题。发布会开始前,全爸爸一脸疲倦地走进来,坐下,但从回答第一个问题开始,他又迅速调动出了笑容。

张朝阳说,一位游泳奥运冠军的教练曾跟他感叹,「这个时候不飘都不正常了。」他自己也看到很多运动员刚拿到金牌后,各种追捧涌过来,「他们突然间觉得自己可能可以主宰很多东西,就开始拿劲儿了」。也有人在输了之后,突然开始变得谦虚。「奥运金牌像一面镜子,哈哈镜,照妖镜。」

在中国,奥运冠军们经历的大多都是高度浓缩的人生。成为冠军之前,他们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训练、生活,枯燥且单纯。成为冠军后,关注和追捧扑面而来时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。

在自传中,高敏也记录了自己第一次拿到奥运冠军后的经历——各种接见活动,到哪里都有人要签名,回家的时候父老乡亲赶来合影,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,面对所有人,你都需要保持自己的姿态,不能太累了不想说话,别人会觉得你摆架子,「有什么了不起」。她说,这令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卑,「我不会喝酒,应付不了各种场合,我从小就练跳水,一心只钻跳水,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成功了要对别人说什么。当荣誉一下向我拥来时,我哑口无言。」

境遇和周遭环境的迅速改变,也会加速运动员自我意识的萌芽,特别是对于年轻的运动员,这一点尤其明显。

无论是去东京之前的训练,还是在东京的跳台上,全红婵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,就是她的专注。郑观志说,看到站在跳台上的全红婵,她感觉这个孩子「懵擦擦」,心无杂念。

在平时训练时,作为全队年龄最小的选手,全红婵的确会显得更专注。何威仪说,「她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。」

这一点张朝阳也有同感。奥运会之前,每次去国家队训练馆,他都能看到全红婵和何威仪两个人在角落里训练,很安静。一个训练房里,十多个队员,大家会在训练间隙放音乐,听听歌,开开玩笑,但全红婵可以一直很安静,直到训练结束才会去跟别人说话。

专注是她的能力,也是她内心极其单纯的表现——她就像一张白纸,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,教练的教导、安慰,她都能完全吸收,迅速执行。

过去的比赛前,何威仪跟她说,不要想着赢,要想下一个动作怎么做,她就能做到不去想输赢,只想动作,只和自己比。这次奥运会,预赛的207C跳砸了,比赛刚结束,何威仪就给全红婵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要像过电影一样,一遍遍地去想以前好的动作,用力找到那种感觉。很快,全红婵就做出了调整。

但未来,她会有越来越多自己的心思和想法。郭艺说,「下届奥运会,她就17岁了,就会有心事了,主观性就变强了。我们以前的练习像机器人一样,让她每天反复地跳,跳出肌肉反应。但以后,她不可能再像个机器人一样训练了,她会有自己的想法。」

在那些自己的想法中,有一种是几乎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无法逃脱的——输了怎么办?或者,为什么还要继续去赢?

陈若琳就经历过这样的迷茫。奥运冠军让「赢」失去了原本的吸引力,在一次采访中,她坦陈,「好像拿不拿冠军已经无所谓了,就觉得每天好像就在混日子一样,混到该退役的年龄,随便退役就好了。」

高敏也有几乎相同的感受,不再那么渴望胜利,但同时,内心又充斥着对于「输」的巨大恐惧,「我很要强,所以我很怕输,我越要强,我越怕输。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。用我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想不开。」她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,「我在人生中最辉煌的日子里,过着最暗淡的生活。」

何威仪将这种思想博弈视为一种宿命,他说,这是奥运冠军必须要过的一关,「除非你不拿奥运冠军。」

一方面,国家队的管理非常严格,会给运动员很好的约束,另一方面,国家队也有专业的心理指导,教练们也都经验丰富。而除了国家队的支持,何威仪也再一次强调——文化课很重要,学习很重要。

辗转于迈合村、湛江体校和广东省跳水队的一周多时间里,我一直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——

一个被称为「天才」的跳水运动员在14岁时便登上了职业的最高峰,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?她将在未来遇到什么问题?巨大的赞美声中,我们该如何看待她的成就,以及,面对未来的诸多变数,我们又该保护如何更好地保护她?

通过与每个人的交谈,我一块一块地拼凑着答案,而随着采访的深入,一个更重要答案也在慢慢出现——全红婵的成功,是极致天赋的成功,也是极致运气的成功,而在她所有的运气中,最大的幸运或许是在离开家学习跳水的7年中,遇到了两位优秀的教练,至于我们该如何看待和保护全红婵——他们在过去给予全红婵的呵护与支撑,堪称最好的答案。

郭艺是全红婵在湛江体校时的主管教练。在见到他之前,湛江当地一位非常资深的体育记者告诉我,他长期在这些基层体校采访,那些孩子那么小就进入封闭的环境进行训练,「如果教练对他坏一点,他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。」因此,他始终认为,在中国的基层体校,一个孩子想要练出来,遇到一位好的教练至关重要。「他决定了你的比赛,你的出场时机,你的奖金,你的人格健全与否,遇到一个好的教练,也是一种运气,就像中彩票一样。」

他特别提到了郭艺,他说,每次去湛江体校看郭艺带孩子们训练,他都会很感动,「因为他真的很爱他的学生,没有严厉的打骂,全是鼓励,做得不好的也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,每个细节很耐心地慢慢纠正。「

一天后,在湛江体校的露天跳水池边,我见到了郭艺。他个子不高,皮肤黑黑的,很瘦。郭艺在池边看着学生们跳水。水池里的水,是蓝绿色的,看不到池底——这还是为了迎接媒体采访,刚刚换过的。跳台的侧面已经变黑,是长期发霉的结果。跳板弹动的声音很响,是那种使用多年后、转轴不再顺滑的吱嘎声。

郭艺的声音很温和,观察很细心,他会注意到某个学生脖子上有伤痕,就问他是不是跟谁打架了。有的小孩跳得好,他会大声鼓励,「这是下一个奥运冠军。」

在成为全红婵的教练之前,郭艺也是一位跳水运动员,还曾在全国性比赛中拿过名次。但在一次重要的比赛前,他突然长了水痘,错失了机会,在等下一年比赛的过程中,腰又骨折了,职业生涯彻底中断。决定退役时,他只有20岁。

也正是这些经历,让他在4年前坚持拍视频送全红婵去省队。郭艺说,自己这样做,除了深知一年对跳水运动员的意义,还有一个考量,如果那次没进去,不仅是等一年的问题,也会给全红婵的信心带来打击——作为教练,他不仅要训练她的能力,也要呵护她的自信。

我们在跳水池旁交谈,不停有学生跑过来,站在郭艺旁边,一句话也不说。他们对来访者感到新奇,每次一个环节训练完,都要跑到郭艺面前汇报,「教练我跳完了。」郭艺说,「下一个动作跳了吗?」「还没。」「那去跳吧。」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采访结束,一个又一个学生跑来跑去,郭艺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。

把全红婵送去省队后,郭艺也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她。但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,东京奥运会夺冠后,还没来得及跟父母联系,全红婵先给郭艺发了一个自己的表情包,「我拿冠军了。」

没过几天,他们又通了一个视频电话,电话中,全红婵告诉郭艺,有很多人问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,自己有点害怕,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答。」这时,20多岁的郭艺,就像一位操心的老父亲,一遍一遍地叮嘱:不要相信网上的那些话,你的预赛和半决赛都有失误,拿冠军有很大的运气成分,你距离完美还有很远。

这种呵护像一场接力,继任者就是何威仪。在省队,何威仪把自己一半的心思都放在了全红婵身上,剩下一半用来负责另外五个队员,郭艺说,「何教练对全红婵是又当爹又当妈。」

备战奥运会的半年多里,何威仪抛下广州的家,一直在北京陪着全红婵。刚到北京时,何威仪还带着全红婵去了一趟和国子监。他对全红婵说,「我们现在就像古代进京赶考的学生。」

作为教练,何威仪会给全红婵买衣服,对全红婵也有着非常细致的体察。他记得国家队公布奥运名单那天,全红婵听到自己的名字时,眼睛亮了一下;他也记得在北京,全红婵第一次见到下雪,穿着拖鞋就往楼下跑,「大大咧咧的,还是要提醒她。」还有骑车,全红婵总是骑得又快又猛,这一直令他担心,「很容易受伤的。」

全红婵不是那种情感特别细腻的孩子,但她第一次参加省内比赛,得了一个吉祥物玩偶,立刻拿过来送给了何威仪。

今年6月底,在国家队去东京之前,何威仪也准备回广州。离开前,他亲自给全红婵理了发,全红婵总说头发太长,做动作的时候常常甩到眼睛,要求剪一个寸头。他还给全红婵准备了所有他能想到的东西,分别时,全红婵「眼泪汪汪」。何威仪走后,差不多过了一周,全红婵的情绪才调整过来。

我们谈到外界的追捧会对全红婵造成什么影响时,何威仪露出宠溺的表情,「你以为她傻?上次采访还是想要个小卖部,现在就变成超市了,她心里知道得很呢。」

作为教练,何威仪还有一个特别之处——训练场外,他会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全红婵,但在训练场上,他会当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并给予她足够的尊重和信任。在中国的竞技体育领域,这是极其少见的,大多数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,更像是传统的师徒,教练是严肃的、严厉的、权威的,甚至不容质疑的,但何威仪不是,谈及全红婵有时会在训练时偷懒,何威仪的回答非常独特,令人印象深刻——

他说,「偷懒」反而是全红婵「会练」的表现,因为她懂得把握训练的度。他说,自己完全信任全红婵,信任她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力和自信,「我们也不一定对,在判断对错的时候要慎重。其实我也面临选择困难,我的信心不如她,所以我选择相信她。如果我非要让她再跳一个,其实是我信心不足,不是她信心不足。」

所有的奥运冠军,走下领奖台的过程,或许会比走上领奖台更艰难。该面对的关卡,一个都不会少,曾经万人拥戴的日子,也终会归于日常。

全红婵夺冠一周多后,围在她家门口的人群终于散去,家里的横幅也被全爸爸撤了下来——这些日子,他依旧每天都要去地里干活,全红婵的哥哥也准备回到城市继续做厨师,这一次回家,他只请了不到一个月的假。

解除隔离后,全红婵还不能立刻回家,全运会开赛在即,她需要代表广东队参赛。

关于全运会,何威仪有两种心情。一种是担忧,他说,「运动员连续高水平是最困难的。」更何况全红婵回国后还要隔离,不能进行系统训练,而没有去东京的运动员已经在省队备战了很久。「极大的概率是会跳得不好。」每天看着网上对全红婵的追捧,何威仪最担心的是,如果全运会表现不好,网友的评论会不会呈现出另一个极端。

何威仪说,全运会结束后,全红婵应该就可以回到湛江,回到广州了,那时,他希望自己能带着她去一趟游乐场,但他也知道,实现这个愿望是有难度的,毕竟,此番回来的全红婵已和一年多前离开时完全不同了,况且,「回来的时间也没几天」。因此,何威仪为这个愿望添加了一个前提,「如果情况允许的话……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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